炒股10倍杠杆软件划分省界“山川形便”？陕西北部省界为何既不沿黄河，也不沿长城

陕西北部的省界为何没有依黄河或长城划分，而采用“山川形便”原则？

1697年二月，康熙帝率军行经阴山南麓，随行内务府笔记下他的一句感慨：“此间草深土腴，不似关中焦土。”一句话，点出了黄河“几”字弯外那片河套沃野与陕北黄土高原的强烈反差。可直到今天，人们在地图上却发现：这片看似与陕西一河之隔的丰饶台地，大半划入了内蒙古，而陕西北界反倒顶在明长城以北十余里。缘何如此，得从更早的烽火与犁耙说起。

如果把中国北疆想象成一面鼓，阴山是一道绷紧的鼓皮。秦汉时，九原、朔方、五原三郡倚山而设，凭高俯视大漠。可千年之后，局势变了。明初，东胜卫、大宁卫两大前哨被迫内迁，河套草场再度回到蒙古骑手的马蹄下。防线收缩，意味着新的边墙必须挪到更南、更易固守的位置。

1473年，时任延绥巡抚的余子俊在黄甫川至盐场堡一线主持修筑长城，东西逾千二百里，三十余座城堡星罗棋布。新墙并非贴着黄河，而是紧踩400毫米等降水线——干旱之北草原，半湿润之南农田。简短一句“守在水草分界，兵可少而谷可继”，道破了这条城墙的玄机：让骑兵出动受限，又能保证屯田自给。

长城以北的三百里成为缓冲带，清初沿袭此制，更“保险”地划出宽五十里的禁留地，蒙古骑军不得南下，汉民亦不得北越。边墙与禁留带之间，实为一条没有耕牛、只有野草的灰色地带。然而禁令难敌生计。乾隆以前，陕西、山西间的山路每年春末开始人头攒动，“走西口”的队伍举家推车，持官给“越垦凭照”一路向北。白天种地，入夜搭草棚，冬天退回老家；年复一年，地就成了自己的。当地老汉回忆：“票子在手，鞭儿一挥，跑遍河套也没人拦。”

蒙古诸旗王公最初拒绝，转眼却发现收租银比放牧更稳。旗丁入山求盐，汉商入草原卖粮，一手交草，一手付钱，互惠交换把旧日敌意磨平。到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神木以北的沙梁间已是炊烟连绵，汉族村社与蒙古牧场犬牙交错。隔离的本意，给现实的肚皮打败了。

民国肇建后，北缘归属被重新摆上桌面。1913年，绥远都统蔡成勋端出一纸方案：“沿旧清边墙以北全部划入绥远，南则归陕西。”陕北沿边六县百姓听闻，连夜敲锣聚众，自称“祖坟在地，不肯北归”。北平政府忙于内忧外患，文件束之高阁，界线问题被硬生生拖进了战乱年代。

抗战爆发后，河套一度沦陷。村民扶老携幼南撤，牲畜却仍需草场，人与地的羁绊并未断绝。1949年后，新的政权着手清理旧账。考虑数十万拓荒者已在此扎根，1954年，黄河东岸的府谷、神木及榆林北段垦区正式列入陕西，草原腹心则保持在内蒙古旗下，二者以明长城残垣附近划出一条折线。到2001年，国家民政部批准的最终勘界图才把这条历史遗留问题画上句点。